为什么抗战期间中国汉奸这么多？

为什么中国的汉奸这么多?集团性的精神沉沦，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一大片。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投敌，58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有的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高达210万人，超过侵华日军数量。

“二战”中，各国都有伪军。德国进攻苏联，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乌克兰就出现了伪军;德国进攻法国，法国也出现伪军;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即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也出现了伪军。但是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中国是唯一一个。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鸿志、王揖唐、齐夑元、庞炳勋等，这些汉奸，哪一个不是军政精英?庞炳勋前脚在台儿庄作战获得战功，后脚就降日，成为日伪24集团军军长。

汉奸与汉奸之间还斗得非常厉害。南京伪政府的汪精卫与华北伪政府的王克敏就斗得不可开交。王克敏看不起汪精卫，说：“精卫啊，怎么跟日本人打交道，你还得跟我学。那帮家伙前面说话后面就不算数。”王克敏之所以这样说，就因为他比汪精卫降日早，在汪面前摆老资格。汪精卫很生气，在南京伪国会弄了个提案，把王克敏的权力尽数剥夺。会议期间王克敏打瞌睡，提案表决时，糊里糊涂跟着大家一起举手，后来才发现权力没有了。

王克敏还找周佛海发牢骚：“我都快70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候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事情呀!”弄得周佛海连声叹息：“我们中国都到这个地步了，还窝里斗!”

再看汪精卫用来取代王克敏的王揖唐，此人到了一趟日本，见了裕仁天皇，回来写首七言诗：“八纮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多么丑陋和丢人的事!这样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的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这难道不是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为什么出现这样局面，起码有以下几点理由。

民国政府有一批党政军领导人认为抗日必败，最典型的就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他的观点：“战呢，是会打败的，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

国民党统治层有一部分人主战，汪精卫问主战的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

像汪精卫这样无心抗日、谋求妥协的，当时大有人在。军人中的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政客中的陈公博、周佛海、陈立夫、陈布雷、高宗武，文人中的胡适、陶希圣、梅思平、张君劢、罗君强等，都是这样一批人物，全都觉得抗日不行。像冯玉祥这样想抗战的是少数，统治阶层弥漫着浓烈的妥协空气。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在自己的花园洋房里建了一个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战后，党政军一批人都在这个地下室躲避空袭，对抗战前景持悲观情绪。胡适为这个小组起名叫“低调俱乐部”，都认为打不得。什么叫“低调俱乐部”?抗战是高调，蒋介石讲抗战，就说蒋是唱高调;冯玉祥讲抗战，也说冯是唱高调。别人都在唱高调，只有我们这些人理性。汪精卫表面上没有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他们的总后台。

“俱乐部”核心成员周佛海说：“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其他组织骨干，如陈布雷、胡适、张君劢、罗君强，几乎都是海外留学回来的，认为人家一切都好，中国一切都不行。

胡适这样的大学者，就是当时精神意志上跪倒的典型。因为跟“低调俱乐部”混得太深，蒋介石专门把胡派到海外担任国民政府巡回大使，逼他不得不按照国民政府的口径表态，才慢慢把心态给扳过来。若不是蒋这一“扳”，胡慢慢也就跟着张君劢、梅思平一起，说不定随汪精卫混到伪政府里去了。

胡适在出国以前曾向蒋介石力荐高宗武，说此人能负责。高宗武是谁呢?时任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所谓“见识”，就是只要中日开战，打不了三个月中国就垮。高宗武后来与汪精卫一起降日。这样一批精神上完全被对方奴化的人，怎么可能寄希望让他们来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维护中华民族立场。

本文摘自金一南《心胜2——关于灵魂与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