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红五类和黑五类（上）文/赵兹

热眼旁观30年（13）

2011-05-20

13、红五类和黑五类（上）

   文革中，我们那代人不管是留在城市当工人，还是上山下乡务农，尽管所处的地域和存在的形态有所不同，但都在一个单一社会统一操控下，所以大家的感受大体上是相同的。

尽管都是十多岁的孩子，同学之间的关系，却是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多是用出身和派系划分亲疏，着实荒唐而可悲。昨日还是在一起打打闹闹的同窗学友，没想到第二天竟会出现在抄你家的人群中。

   当时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首先会被要求公开自己的出身。文革初期各种辩论会盛行，记得一次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有个大会，几百人参加，热闹非常，是辩论当时风行一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每个跳上台发言的人都先要报自己的出身，然后才能发言，当报出是工人、革干等时，台下一片叫好声，而报出是职员、小业主等时，台下会发出一阵嘘声。我记得好象有位资本家出身的同学不顾台下的嘘声，站到台上发言反驳反动对联，并用恩格斯等人虽是资本家出身却能成为革命导师的事例进行论证，颇有些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

   其实，当时就是那些所谓“红五类”的子女，也就是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女，在批斗所谓“黑五类”，也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后又加了资本家和走资派的后代，但可能不久这些 “红五类”子女的父母又被揪出，自己也沦为“狗崽子”而再被别人批斗。

   这种不确定的戏剧性的身份转化，后又随着观点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派别。北京的大学中有所谓“天派”和“地派”之分，“天派”中又分有“414派”和“团派”，中学里则有“四三派”和“四四派”之别，一些派别的称谓，其实就是源自中央文革小组某人某月某天的讲话时间。这些派系之争可不仅是些书生议论，在有些地方那可是真刀真枪的干了起来。

   有次我就差点卷入了这种真刀真枪的派系斗争。文革中有段时间闲来无事，我和同班同学齐孝源一起去吉林到他的哥哥家串门，天黑时火车到站，没见到接站的人，却有好几个吉林的大学生，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就把我们拉上一辆大卡车，车上的人都戴着柳条帽，拿着铁锨、铁棍等利器，说凡是北京来的学生都是和他们一派的革命战友。不由分说，同时我们也相当受用这种年轻质朴的革命热情，就这样随着卡车风驰电掣地绝尘而去。

   车上人将柳条帽扣在我们脑袋上，前方的目的地是长春光化学院。快进入校区了，四下仍一片漆黑，车灯前扫亮出两个木牌，上面赫然写着：“小心地雷”，我顿时心中一惊，原来这里是防范敌方进犯的地雷区。卡车开始减速，小心地左拐右转，最后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楼门已被木条用铁钉封死，到处是乱扔的桌椅和杂物，在底层一个被破坏的大墙洞前，只见一些人正忙着将一袋袋面粉和一桶桶饮用水从这里往楼顶上搬运，我们也被吩咐一起当搬运工。

   他们所说的敌方，是指另一派的学生，明天会向这里进攻，要赶紧储存些吃的喝的。每层楼房间的门都被拆了下来，四下狼藉一片。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一直忙乎到半夜，在喝过半碗面糊糊后，就躺在几张有上下层的木床上睡着了。这里看来是指挥部，地上堆满着面粉和水，墙上还贴着校园地图。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一首毛泽东诗词的歌曲将我们在凌晨时分唤醒。因为学校停电，这是用自制柴油发电机启动的扩音器发出来的声音，歌声缓慢低沉，在肃杀空旷的校园中回荡，弥漫着一股悲壮的气息。

   歌声大概是战前动员，齐孝源偷偷捅了捅我，悄声说：此地不可久留。我们于是向一位看似是负责人的大学生提出要走，并告诉他我们是来看亲戚的。他没有勉强我们，只是说：革命不分先后。还派人护送我们离开校区，因为附近就是地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