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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红五类和黑五类(下)文/赵兹 二维码
热眼旁观30年(15)2011-05-23 15、红五类和黑五类(下) 我从云南回到北京时,恰逢上两届同学都被分配去了农村。北京的工厂里缺少人手,于是,也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我们68届的大部分同学都被分到工厂当了工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而后的69届又大都被分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 当时在北京,能穿件一机床的工作服是件挺时髦的事,可人们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我们这些被分配到工厂的同学,大都被安排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岗位,理由是,你们是高中生,属于知识分子,需要加强改造。 工厂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车钳铣,没法比;锻铆焊,凑合干,要翻砂,就回家”,意思是说,车工、钳工、铣工这些冷加工的技术工种,大家都争着干;铸锻等热加工的重体力活儿却没人愿意干,而我们这些被分到一机床的同学,男生多被分去当铸工和锻工。文革前,干这种活儿的,几乎清一色是从农村招来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社会上把“打铁、撑船、卖豆腐”当做三大苦力行业,我干的锻工,也就是打铁。还有三年学徒期,第一年每月工资16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36元,等学徒期满后的工资是40元零1毛。当时吃饭凭粮票,社会上一般人每月只有二、三十斤,而我却有48斤,可见劳动强度之大。每逢吃中午饭时,师傅们就会一手掐着三、四个馒头,另一只手攥着根咸菜萝卜,开始大嚼特嚼起来。 每天要分早、中、晚轮流上班,叫做“三班倒“,还需提前近一小时到班,这是“天天读”——学习毛泽东语录的时间。夏天,大家会坐在车间外铸铁焊成的铁凳上,像诵经一样每日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内容,目光却追随着对面的工具车间外,那里总有几个穿着花裙子的年轻女工,穿梭在灌木丛中捡拾废铁,就像是几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上班时间到了,先是把全身衣服脱光,换上厚重的劳动布工作服。不管盛夏还是严冬,每天的工作程序始终如一:先推开喷吐着灼人火浪的炉门,将一块块数十斤重的钢料扔进1300多度的煤气炉中。近一两个小时后,待钢料烧得通红透亮,就用长长的铁钩拉出炉外,再用一米高左右的大铁钳夹紧,几个人合力举放到铁砧上,随着数吨重的汽锤急速猛烈敲打着钢料,瞬间,地动山摇,震耳欲聋,车间里的几台汽锤同时交替轰鸣,犹如一曲雄浑的地震交响乐。 此时,飞溅的氧化铁皮和滚烫的机油,不时会钻进工作服的领口和袖口,硬沾在皮肤上,火烧火燎的,而你却只得握紧铁钳,不能向后躲闪。一次,一块拇指大小的氧化铁皮飞进领口,灼得皮肉吱吱作响,我却只得像邱少云一样,忍受着烈焰的煎熬,坚持到把钢料锻打成图纸所标示的形状,致使脖子上留下了一块烫痕。 我的眼睛也曾被灼热的铁屑击中,送到北京医院去抢救,至今,我的左眼眼白中还留有一点锈痕。另外,还曾出现过锻打中的钢料,在汽锤重力冲击下,猛地飞窜出来伤人的事件,一个工友的满口牙齿被打光,脸部也被烫伤了。 一天的活儿干下来,油渍满脸,汗流浃背,要去浴室洗澡,等十几个小伙子从那个见方的浴池里爬出来后,水面上留下的是一层漂浮的黑色机油。即使是在隆冬季节,工作服的前胸后背也会留下一片片白色汗渍。 在刚干锻工的头半年,我下班后每晚躺在床上,仍会感到被炉火烘烤的脸颊在一阵阵发烧,耳边轰鸣着重重的汽锤声,迟迟不能入睡。用师傅们的话说:锻工这活儿,好孩子不干,坏孩子干不了。 十多年后,一次我陪同朝鲜工业代表团重返一机床参观,和师傅们自然相见欢。但遗憾的是,锻工当年的那种工作状况却未见任何改观。 那时,男同学的状况大抵如此,而女同学多被分去当油漆工。文革中没有环保概念,苯中毒成了常见的事情。分到铸工的女同学还成立了“铁姑娘班”,干着与她们在体力和生理上都难以承受的活儿计。下班洗过澡后,眼睫四周还会残留着黑砂的印记,就像今天时髦女孩子们画的眼线。 一次,有个女生实在干不动了,就偷偷将十多斤重的风铲用铁丝捆绑在一人高的大铸件里,任凭它在里面四下翻腾,发出刺耳的轰响,自己则悄悄爬上车间的房顶去歇着,一下子就睡着了。等到下班时,别人以为这个大铸件里还有人在干活儿,敲打后不见回音,就钻进去看,却不见有人的踪影。后来,这些女同学中果然有人得了红斑狼疮和癌症,才是20来岁的年轻姑娘啊! 2009年夏季,一次和原一机床宣传队的尚之华、王原平、李黄等工友们聚会,歌手窦唯的父亲窦少如告诉我,他当时在加工车间当班长,却常到铸锻车间来转悠,心想自己可得要好好工作,否则,若被分到这儿来干活儿可就惨了。 然而,艰苦的环境也造就了人才。当年从铸工干出来的同学赵家骐,后成为北京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赵纪平则是海南博鳌论坛的创办人之一,还有比我小几岁的,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选刊》主编的杜卫东、《北京青年报》副社长的贺帜生、中国机床总公司北京国机展览中心总经理周国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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