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6月24日中午，北京二里沟无轨电车站见证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斗殴。绰号“小混蛋”的新街口玩主周长利落荒而逃，在这个电车站被几十名大院孩子追上并团团围住。面对悬殊的力量对比，这个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混蛋”也不得不低下自己倔强的头颅。然而他的告饶并没有赢得对手们的宽恕，局面迅速失控，这个年轻的生命最终消失在一片血色之中。
这就是文革中轰动一时的周长利事件。
1968年北京的江湖
1968年夏季的北京炎热而喧嚣。文革初期叱咤风云的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中学红卫兵早已失宠于当局，他们一向藉以自豪的红色出身此刻也变得一文不值。他们的父辈——各级党政军干部——在政治上正遭受着巨大的冲击。文革初期被捧到天上的红卫兵小将，大部分人已沦落为政治上的“贱民”。
熟悉文革史的人都知道，1968年是个极为特殊的年头，经过1966年“红八月”疾风暴雨式的扫荡和1967年蔓延全国的大规模武斗，暴力和血腥已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文化却变成最不值钱的东西。在充满暴戾之气的社会氛围下，北京的“大院文化”悄然兴起。所谓大院是指中共建政后以各部委机关、军队各军兵种机关的办公及生活场所建立起来的相对封闭又自成一体的院落，这种大院内部空间很大，管理严格，生活设施齐全。生活在这些大院里的孩子们唯一能与社会发生来往的地方是学校，除此之外，他们对民间生活所知甚少。而1968年中国境内所有的学校都处于瘫痪状态，脱离了学校约束的大院孩子们便以各自居住的大院为单位，自娱自乐，消费青春。他们串联交往，游离于政治大气候之外，不少人甚至试图寻求一种颓废的生活方式，比如撮老莫（去莫斯科餐厅吃大餐），拍婆子（在街上追女孩子），打群架，啸聚于公园（冬天则为冰场）、剧场之类的公共场所，直接蔑视并破坏公共秩序。一个个无视法纪又有着独立于主流社会基本价值标准的团伙逐渐成型。这是一种文革中期北京所独有的特殊现象，属于亚文化状态，后人称其为大院文化。所谓亚文化，是指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或是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用今天的角度审视，文革中出现的大院文化，它的成因复杂，但却具有某种近似于江湖团伙的味道与雏形。
与此同时，文革初期受到严酷打压的民间青少年团伙也得到了喘息机会。比起大院子弟，这类团伙更具江湖匪气，由于其成员生活在社会底层，很多人的父辈还曾是旧政权的中下级军政人员，他们自幼目睹了很多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政治上饱受歧视，个人前途无望，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文革之前便由于违法活动而进了少管所或工读学校，早已被划入另册。文革初期首都中学红卫兵以“镇压流氓”为名对这类青少年进行了残酷打压，酿成不少血案，双方积怨甚深。到了1968年，这些江湖团伙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具备了集体行动的能力。他们自称“玩主”。绰号“小混蛋”的周长利便是玩主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周长利工人出身，家住北京西城区新街口一带。据他的朋友边作君先生介绍，周长利在文革之前并无劣迹，据说还是个助人为乐的好孩子，曾经救过落水儿童。可是在当时那种你不欺负别人别人就欺负你的大环境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凭暴力立足的丛林法则。周长利中等个子，肌肉发达，动作敏捷，颇具组织能力。此人从崛起到死亡只有几个月时间，身后却留下很多传说。其实，当时的周长利虽然名声很大，但并不是所处团伙中的“老大”级人物。这个团伙中的老大是一个叫焕一的青年，“小混蛋”周长利一直到死都称焕一为大哥。
周长利的崛起很传奇。在那个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湖后生，只要敢于挑战并击败名声显赫的江湖大佬，你的名声就会像传奇故事中武林高手吸收对方能量一般，迅速倍增。周长利似乎深谙此理，他率领十几个兄弟，怀揣着菜刀和三棱刮刀，到处挑战江湖上的成名人物，特别是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老红卫兵头面人物。1968年的4、5、6三个月，以前默默无闻的周长利以心狠手辣、行动果断著称于江湖，“小混蛋”的大名如日中天。他的行动对象很明确，专对老兵（老红卫兵）下手，而且一出手便动刀，凶悍异常，在以大院为据点的老兵中间造成了一定的恐慌。
周长利的一时得手并没有引起老兵中头面人物的特别关注，一些有势力的红卫兵大佬仍然不把他放在眼里。人称老贺的贺邯生是海淀区红卫兵的大哥大，他和几个朋友在西四三角地遇上了带着十来个人的周长利。老贺曾经是广州军区体工队队员，受过专业格斗训练。他比周长利年长四五岁，体格健硕，胆量过人，戳在那里仿若一座黑铁塔。周长利看上了老贺胸前硕大的毛主席纪念章，放肆地说你这像章不错啊，伸手就去摘。老贺顺势一把攥住他手腕，脚下一个扫堂腿，周长利扑通一下跌倒在地。生猛的周长利从没吃过这样的亏，爬起来想动刀子。他的一个小兄弟提醒他说那是海淀老贺，周长利一听有些怵。他惮于老贺的威名和咄咄逼人的气势，最终还是咽下了这口气。
地安门中学红卫兵绰号“瑶子”的魏仲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一天傍晚他和朋友在灯市口附近的康乐餐厅吃饭，与同在此吃饭的周长利犯上了照（相互目光挑衅）。改革开放后当上律师的魏仲瑶从小爱玩跤，称得上身手矫健。他并不知道对方就是赫赫有名的新街口小混蛋。见对方把手伸到兜里，像是摸刀子，瑶子先下手为强，嗖的一下抽出腰间的片刀，一个箭步，人未到刀先到，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刃已然架在了周长利的脖子上。“别动，动就宰了你！”瑶子低声喝道。周长利的脸刷的一下白了，他自报名号：“我是小混蛋。你谁呀？”魏仲瑶也报出了自己的大名。周长利倒是知趣：“瑶子呀。你们学校五一和我没得说。”他所说的五一名叫段五一，也是老红卫兵，公安部大院子弟，平时行侠仗义，在当时的黑白两道都颇有人缘。魏仲瑶一听他提到了自己很敬重的同学段五一，便放下了片刀，双方握手言和。当时道上的规矩是，你的朋友如果也是我的朋友，在没有大矛盾的前提下，相互间的冲突便可化解于无形。
火拼
尽管老贺和瑶子等老兵依仗自己的名声或勇猛，曾一时镇住过桀骜不驯的小混蛋，但大多数大院子弟却没有如此的幸运。不断有人被小混蛋一伙打伤、扎伤，而且被打者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比如三十五中的红卫兵领袖卫星、在干部子弟圈子里十分活跃的唐星等。小混蛋被传为一个不要命的暴徒，扬言自己不打算活过20岁。他是那种人挡杀人佛挡弑佛的拼命三郎，十足的霸道，不断地试探着干部子弟群体容忍的底线。一时间风声鹤唳。而教训小混蛋，这成为从未遭受过如此大羞辱的大院孩子们的共同心愿。
王小点的遇袭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小点大名王南生，父亲是开国少将王文轩，在当时的七机部担任领导。文革期间翠微路一带有个“三校联防”，即太平路中学、育英学校、翠微路中学等三个学校红卫兵自发对付大专院校造反派“三司”的联合组织，王小点曾经担任过这个组织的总指挥。他人很活跃，交游广泛，与各个山头、各个大院的孩子都很熟络。所以他在当时的干部子弟当中还是很有些影响力的。
6月23日这天，王小点和弟弟王毛点、朋友刘胡子在西四乳品店吃完酸奶出来，被周长利一伙堵住。刘胡子提醒小点：“是混蛋。”王小点知道这下子凶多吉少了，小混蛋是个疯子，专和老兵作对，见一个打一个，根本不问青红皂白。于是他下意识地解下自行车把上的钢丝锁，却发现一个名叫宝蛋的光头用刀顶在了自己的屁股上。双方僵持了片刻就动起手来，王小点的弟弟毛点头上挨了一砖头，首先挂彩。周长利一伙人多势众，不光身上带着家伙，满地的砖头也是他们的武器。王小点的腿上也挨了重重一板砖，他还没缓过劲来，忽觉脑后生风，扭头一看，但见周长利的小兄弟边作君抡着一根木棍朝自己后脑勺揳来。王小点慌忙扬臂拦挡，手腕上的大英格瑞士表被打得粉碎，肩膀也被木棍上的钉子划得鲜血淋漓，这根木棍本是垃圾箱的木柄，被边作君当作武器随手拽下。与此同时，王小点的军装后襟也被三棱刮刀刺了个口子——幸亏他躲闪及时，没伤着皮肉。吃了亏的王小点跑去叫人，回来时那伙人已全部撤离，唯有周长利一人站在街上，双臂抱于胸前，神情凶狠冷漠，一副有种你放马过来的好汉模样。
王小点恶狠狠地撂下一句话：“三天之内我不碎了你，我的王字横过来！”
王小点他们先到西城分局报案，让公安人员看自己的伤处。公安人员说这个周长利我们也在抓，可是抓不到。王小点说我们帮你抓。公安人员说那好啊。王小点问如果在抓的过程中打起来怎么办？公安人员说打人还是不行的。王小点问如果他打我们呢？公安人员说那当然还是可以还手的。
聪明的王小点认为这已经算是为自己所筹划的报复行动征得了官方的授权。
第二天，6月24日。王小点一大早便找到了在老兵中颇有号召力的苏新民。一向以仗义和敢担当著称的苏新民一听哥们儿挨了打，再联系到这段时间内不断有老兵遭小混蛋伤害的事实，立刻怒从心头起，决定教训一下这伙专向干部子弟叫板的流氓。他们召集起二十来个人，抄起家伙，开始寻找小混蛋一伙。一路上不断有人参加，人越聚越多。听说是去灭小混蛋，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他们很快便打听到了小混蛋的所在。
周长利等八个人这天要去香山游玩，此刻正在动物园附近的广丰餐厅吃饭。吃完饭刚一出餐厅门，就迎面撞上了这群来势汹汹的老兵。
号称打架不要命的小混蛋一伙从没见过这种阵势，精神上立马崩溃，顿作鸟兽散，朝不同方向逃跑，其中六人逃脱了追杀，被追上的只有绰号小邱子的邱尚纯和被作为主要目标的周长利。小邱子首先被追上，王援朝出手砍了他第一刀，接下去众人乱刀齐下。小邱子卧在墙角，双手护住要害。他被砍成了个血人，却奇迹般地保住了一条命。小邱子本是个拂爷（职业扒手），据说偷钱包的技艺炉火纯青，他的手筋被砍断，从此无法再操旧业。改革开放后他从小摊贩干起，逐渐做大，成了腰缠万贯的老板，后来还当上了北京市个体协会的秘书长。看来那时在社会上混的玩主，并不都是无能之辈，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走上了邪道。若假以条件，在其他领域下下工夫，也都具有成为佼佼者的可能性。
关于小混蛋被围堵的过程，时至今日流传有多个版本。当时场面混乱，具体情景即使是在场的当事人也难以准确复原。据王小点回忆，气喘吁吁的小混蛋跑到二里沟无轨电车站时被他小弟弟王小六等四人截住。后来在德国读取博士的王小六当时只有15岁，却初生牛犊不畏虎，砍了小混蛋后背一冰镐，并扒下了他身上的军装和懒汉鞋。
苏新民、王小点带领的大队主力追上周长利时，周长利身上只剩下血迹斑斑的白色圆领背心、一个蓝色裤头和一双草绿色军袜。一向嘴硬的小混蛋这回彻底服了软，低声下气地肯求饶自己一命。老兵中有个叫小谭子的(开国少将、军委工程兵副司令谭善和之子谭渝光)，本和周长利认识，关系也算不错。情急之下周长利央告小谭子，能否向诸位老大求个情，放过自己。小谭子看到苏新民等人冷冷的目光，自知倘若求情，不光救不了周长利，连自个儿的安全都堪忧，他便没吭声。周长利绝望中又使出他在江湖上惯用的示弱手段，拔出一把匕首递给小谭子，说：“那你拿这把刀捅了我吧！”
公安部大院的段五一与周长利私交一向很好，据段五一回忆，周长利的确曾经多次使用过这种示弱手段，在寡不敌众、身陷险境时主动递刀让对方捅自己，这一不太高明的手法竟屡屡奏效，使他多次化险为夷。但这一次周长利惯用的手段却失去了作用，在众多大院孩子众目睽睽下，小谭子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当即接过刀，挥手就是一刀。锋利的匕首从周长利左侧腋下刺入……局面迅速失控，老兵们乱刀齐下。本来没准备把事情闹到如此地步的王小点此时想拦也拦不住了。等到大家发现小混蛋被扎成血葫芦的时候，赶紧用自行车驮他去海军医院抢救。可悲的是，这个年仅18岁的江湖枭雄半道上便咽了气。
事后公安局的尸检报告表明，小谭子的那一刀伤及心脏，是导致周长利死亡的主要原因。
周长利曾预言自己活不到20岁，竟不幸一语成谶。
1968年北京的江湖虽然械斗不断，但打出人命来却并不多见，况且当事双方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一时间这桩血案轰动四九城，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大话题。
边作君多年后在回忆录中表述，周长利的尸体被他们拉回家，周的父亲拒绝接收，于是边作君等人在后海边上用湖水为其做了清理，并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和回力球鞋，然后在东郊平房火葬厂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葬礼。四九城玩主中的头面人物都云集于此，大家同仇敌忾地发下毒誓，一定要向老兵们讨还血债。
对此，当事人苏新民、王南生等并不相信。他们认为，周长利的尸体已被送到海军医院太平间，由公安局严格看管，而且做了详细的尸体检查，有尸检报告为证。边作君等人纵有天大胆子，也不可能把周长利浑身血污的尸体拉到后海边上清洗，这大概是一种文学描述吧。
据周长利的大哥焕一透露，由于周长利的家属拒绝认领其骨灰，焕一身在江湖，居无定所，只好把这份骨灰长期背在身上，直到他被捕判刑。周长利的骨灰不知所终。
血案发生后，苏新民、王小点、小谭子等人先后被公安机关拘留，关进了号称“七八九集中营”的“可以教育好子女学习班”。当时这个学习班关满了失势领导人的子女，薄一波、贺龙、叶剑英、陆定一、李井泉、谭震林、谷牧、彭真、林枫等人的子女都是这里的长期“房客”。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政从军，逐渐成为了共和国的政要。
一年后王小点的父亲王文轩将军被解除监禁，恢复了职务，王小点也获得释放，被送往40军当兵。而苏新民重获自由身已经是三年以后的事了。小谭子获释后也去当了兵，此人1972年11月因白血病去世。
平心而论，当年卷入周长利事件的干部子弟没有人因此而受到刑事起诉，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由于特殊的时代，文革中的这一时期法律和社会秩序完全瘫痪，大规模武斗尚未结束，而公检法机关也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当时偌大的一个中国，法律和秩序已经荡然无存。其次是因为法不责众，当事人又大多属于未成年，况且周长利本人正是治安部门在努力寻找的多起案件的作案嫌疑人。这桩凶案最终不了了之。
但是仇恨在延续。那个曾经向老兵们透露小混蛋行踪的“线人”一直受到追杀，只好东躲西藏。当年的事件发起人之一王小点也未被仇家从复仇名单上划去。90年代中期的一天，王小点出席一家酒楼的开业庆典，周长利的弟弟周长民闻讯拎着一把五连发猎枪赶往现场，打算把这个三十年前导致其兄丧命的仇人一枪做掉。王小点的提前离席避免了又一场血案的发生。后来周长利的这个酷似他的弟弟在河北怀来死于与当地黑社会的械斗。没有了这个不依不饶的苦主，周长利与王小点的血仇才终于划上了句号。事情毕竟过去了这么久，当年周长利的江湖兄弟们也纷纷与包括王小点在内的干部子弟们一笑泯恩仇。
然而，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1968年夏天的那场血案却从未停止过发酵。作为文革江湖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桩血案逐渐演变成为传奇故事，不断被添油加醋，甚至加以道德上的诠释。后来又有人根据这一事件创作文艺作品；新闻媒体和私人博客也陆续披露当时的所谓细节。孰是孰非的争论更是一直没有停息过。在一些文章中，周长利被描写成为反抗压迫的平民英雄，这使得当年的那些老兵们有些不忿。
红八月因素
2015年5月的一个下午，一些曾经在1968年北京江湖上有影响的大院子弟及相关知情人士聚集在北京朝阳区蓝色港湾的血色浪漫餐厅，回忆并反思47年前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尘封往事。
这些当年的风云人物现在都已进入耳顺之年，各自过着“惯看秋月春风”的退休生活，谈起当年无政府状态下懵懂少年的种种出格狂行，大家既有些兴奋，又有些黯然神伤。有一种说法：文革虽然是官不聊生的时代，却是孩子们的狂欢节日。这话似乎有些道理。在座的这些人，尽管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大都遭受冲击，家庭破碎，经历坎坷，但在回忆往事时，他们所感受到的仍然是无拘无束的自由多于沉沦和苦难。
当年周长利事件造成的冲击波在47年后似乎仍然没有消失，大家有很多话要说。
作家都梁是座谈会的发起者。1954年出生的都梁1968年时刚满14岁，在那个普遍早熟的年代，他当时的年龄已大到足以观察江湖，甚至参与江湖了。他的一本以文革中大院子弟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血色浪漫》写到了小混蛋之死，并以同情的笔调虚构了小混蛋的一个富于正义感的底层朋友李奎勇。小说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并被拍成电视连续剧热播，以至于后来四横竖、边作君等周长利一方的写手受此启发，撰写了大量褒贬鲜明的回忆文章及文学描述。而干部子弟群体对这些“有悖事实”的夸张文字则普遍不太满意。都梁认为，争论因自己的作品而起，周长利的朋友们已经发声够多，所以自己有责任请另一方的当事人说说他们的看法。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沉淀，在座的这些当年的江湖老大对周长利事件都有了更为冷静、更为客观的认识。他们一致认为这绝不是一起有预谋的凶杀，当事者都是些轻狂少年，当时并无杀人之意，只是想报复一下出出气，所以严格来讲这应该算作是不良少年之间的血腥械斗，由于局面的失控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悲剧。而几位事件的亲历者也承认对周长利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深感愧疚。但是对于有些人所宣扬的周长利是平民英雄反抗权贵子弟欺压的说法，大家却无法认同。按照这种思路，仿佛大院孩子与平民百姓完全是两类人，大院孩子在1968年仍然享有多少特权似的。
“我们那时候哪里有什么特权？”当年计委大院的核心人物曹京生声辩。“家长被打倒，多次被抄家、搬家，母亲工资停发，作为走资派子女，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无依靠，居无定所，个人前途渺茫。”
曹京生身高1.8米，体格健壮，少年时热衷于散打、拳击、摔跤等运动，是个格斗好手。在1968年京城各路人马与计委大院的争锋中，沦落江湖的曹京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计委大院的孩子王。他带领人数众多的计委大院子弟，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山头”，成为老兵群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曹京生1969年参军，复员后回北京工作，现已退休。退休后的曹京生对当年的行为有着比较深刻的反思。“我们崇尚暴力的思想是在当时国际、国内大环境及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我们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对个人都产生了不良后果。今天回想起来，深感内疚。”
当年的周长利事件，曹京生并没有参加，但他的几个小兄弟参加了。他认为：“周长利事件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为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必须要依法治国，让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社会行为的准则。”
当年事件的组织者之一苏新民同意曹京生的观点。他指出：“文革初期干部子弟确实歧视出身不好的人；我们并不否认，那时候根红苗正的红卫兵受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一出身论的蛊惑，的确有一种革命接班人舍我其谁的天然使命感。”
建国后17年从未间断过的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教育，使得在红旗下长大的五○后孩子们内心深处蕴藏着一股压不住的暴戾倾向。要说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似乎一点都不为过。雷锋日记中“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一观念已成为当时的金科玉律，甚至渗透到了孩子们的骨髓里。苏新民说：“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我们心中充满了仇恨，行动上伴随着暴力。我们不懂得独立思考，只是把当局灌输给我们的暴力教育全盘接受……”
时光倒回至周长利事件发生之前两年的1966年。那一年的“红八月”充满了恐怖与血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释放出了第一个暴力信号，随即批老师斗校长的行动便在校园中展开，运动迅速升级并失控，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的现象绝非个案。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对宋彬彬名字的一句点评“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等于肯定了师大女附中学生的过火行为。于是校园里的暴力迅速向社会上蔓延，以“破四旧”之名实施打人抄家，成为合法，并蔚然成风。
而所谓红卫兵镇压流氓行动，甚至早于八·一八。那时被红卫兵抓起来的人未必全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流氓，其中间杂有出身不好的学生或社会青年，他们只是平时衣装打扮花哨些，行为举止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罢了，却并无犯罪案底。北京30中高一学生唐巍就是一个这样的少年，他不幸沦为第一个被打的所谓“流氓”。出身“反动军官”家庭的少年唐巍一表人才，胸肌发达，平时喜欢穿紧身背心秀肌肉，发型也比较时尚，好留大鬓角，他还弹的一手好吉他，人称“吉他乖”。他的反动出身与特立独行引起了这所学校某些红卫兵的反感。1966年8月2日校园里一次偶发的口角导致红卫兵对他批斗与毒打。他被关了两个晚上，受尽了折磨，释放时浑身是血，几乎无力走到家。这件事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是唐巍被关押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他的几个很讲义气的小学同学得知他有了麻烦，便结伴来30中“救人”，在学校门口与把门的47中红卫兵发生冲突，并用刀刺伤了红卫兵。这几人当中的一个是天堂河劳改农场的就业青年，自然被认定是“流氓”。于是公安局介入，包括唐巍在内的几个人全部被收监拘禁。8月12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声势浩大的十万人大会，公审这几个人。动手刺伤红卫兵者被当场判处十年徒刑。说来可笑，他们几个的罪名之一竟然是“扎坏了红卫兵小将的自行车胎，影响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用现在的眼光看，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司法指控近乎儿戏，而在那个一切皆有可能的疯狂年代却再正常不过。在公审现场，他们几人再度遭到红卫兵的毒打。
这次事件最终演变成为首都红卫兵大规模镇压流氓运动的导火索。
“流氓”阻碍文化革命，这是红卫兵发起镇压流氓运动的主要动因。除了唐巍事件中有红卫兵受伤外，当时还有谣传，说北京市的各路流氓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红衫队”，要用武力来对抗蓬勃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此外北京还曾发生过一件大事：文革前夕的1965年秋季，一个名叫杨国庆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为报复社会，在友谊商店门口砍伤了两位国际友人。凶手被判死刑。杨国庆事件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典型例子，被广为传达，在青少年学生的脑海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孩子们普遍把杨国庆事件简单地归纳为流氓砍人和阶级报复，而持有这种看法的孩子后来很多都戴上了红袖章。
所有这些诱因叠加在一起，1966年夏天，在那种党政组织基本瘫痪、红卫兵小将就是小爷的无政府状态下，一场严厉惩治流氓的运动自然而然便呼之欲出了。8月中旬，北京各中学红卫兵手持皮带、木枪等器械杀向社会各个角落，对社会上的所谓流氓全面清剿。被打击者当中有以犯罪为生的名副其实的社会渣滓，但也有一些其实只是游手好闲而被街道居委会大妈们看不顺眼的无业青年。红卫兵私设刑讯，对被抓者极尽拷打折磨。一时间腥风血雨，愁云惨雾。
必须要说，以阶级斗争和暴力为主要特征的红八月是一场人道灾难。后来陈小鲁、宋彬彬等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出面向受害者道歉，也算得上是亲历者对红卫兵整体疯狂行为的一种迟到的反思。无论他们个人在文革初期是否向无辜者实施过暴力，这种自我否定的勇气毕竟值得赞扬。
事实上，近年来揭露文革初期红卫兵暴行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人们却似乎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难道红八月狂潮是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们的自发行为吗？简单逻辑推理，好像不大可能。建国后的一连串政治运动都是在高层领导人的指示和控制下运作完成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面前，任何自发的政治活动或暴力行为都会寸步难行，此乃基本常识。1966年夏天，这些懵懵懂懂胡闹的孩子们的身后，必然有大人的身影。否则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谁是阶级敌人？这些准确的信息究竟是谁提供的？又是谁给了这些孩子们随便抄家、打人乃至杀人的权利呢？
魏仲瑶是地安门中学红卫兵保卫组成员。1966年8月，为了抓捕可能流窜到北京的兰州大学反革命学生李贵子，北京市红卫兵成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设在王府井东安市场内。魏仲瑶是这个指挥部中的一员干将。据他回忆，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出任北京市红卫兵指挥部总指挥。
“李贵子没抓到，这个指挥部马上改为抓地富反坏右了，”魏仲瑶如是说。“至于谁是地主，谁是资本家，信息全都由派出所和居委会提供。可以说，他们让我们抓谁我们就抓谁。”
给魏仲瑶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行动是抄灯市口的公理会教堂。东安市场派出所的负责人向他们透露，教堂里可能藏有敌特电台，我们公安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不宜贸然进去，所以请红卫兵小将代为搜查。这可是正式的专政机关人员代表国家向红卫兵小将发出指令啊，竟然还是反间谍行动。这自然引起魏仲瑶等人的极大兴奋。平时只有电影里才出现的抓特务，这回落到自己身上，岂能辜负组织上的信任？他们闯进教堂，把那里掀了个底儿朝天，却连个电台的影子都没见到，但是百年老堂里肃穆的宗教气氛却给这个17岁少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据魏仲瑶回忆，冲进教堂的一刹那，他仿佛进入到一个从不知晓的世界，这里的氛围使他感受到一种敬畏，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而地安门中学的红卫兵领袖郝西进则对红卫兵运动背后有高层领导人在操纵这一观点有着更为感性的认识。高中一年级学生郝西进出身红色家庭，父亲是公安部中央警卫局局长。他为人正派，一向积极要求进步，文革前一直担任学生会干部和学校团委书记，被组织上作为苗子而加以重点培养。即使后来到部队当兵，郝西进仍然很优秀，成为一支英雄部队的政治和军事骨干。作为学生干部和受组织信任的苗子，郝西进有较多的机会接触高层领导，对文革前中学生的总体思想动态也了解得更多一些。据他透露，1966年初，文化革命尚未正式开始，北京市的一些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干部就受到了康生的召见，其中有四中的孔丹，还有仲远征等人。康生鼓励他们要多多收集学校情况，甚至可以绕过基层组织向中央直接反映。可以说，在红卫兵运动远未形成的时候，中央某些先知先觉的领导人就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对一些被认为可靠的红色出身的学生给予政治上的暗示。这也成为后来红卫兵群体有恃无恐的心理依据。
从因果关系看，文革初期这场轰轰烈烈的镇压流氓运动必然为两年后1968年以周长利为代表的社会玩主团伙与干部子弟之间的水火不容埋下危险的伏笔。
反思
应该说，红色基因、17年的狼奶哺育、运动初期红八月的余威、大院组织结构的完整存在（那时尚未开始上山下乡，所有那些既是邻居又是同学的大院孩子们都可以一个口哨招之即来），还有1967年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武斗之风，这一切都为1968年干部子弟依旧喜欢诉诸简单的暴力手段来解决是非曲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当事人之一的王小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坚持认为自己当年的行为是正义之举，属于为民除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反思。“不管当时我的主观动机如何，毕竟造成了周长利死亡的可怕后果。对此我深感内疚，并为自己的行为向周长利的家人道歉。”他这样说。
如今，回首当年的这场悲剧，当事人中有的忏悔，有的道歉。但仅此而已吗？我们能否将视野的空间拓展得更开阔些，思考得更深远一些呢？
作家都梁对此就有着更为深刻的思索。他认为，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看，诉诸暴力解决问题在当时并不仅仅是中国红卫兵的专利。其实，1968年全世界都是一片闹哄哄的景象，很多国家的情况也都与我们差不多。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新的核战争威胁、老牌帝国的殖民地纷纷独立；旧秩序在瓦解，新的格局又未建立起来。于是有了美国民众的反越战，有了切·格瓦拉的拉美丛林游击队，有了马丁·路德·金的黑人民权运动，也有了日本赤军、意大利红色旅之类打着革命旗号却专搞恐怖暗杀的城市游击队。那时的思想界也大分大合，哲学上存在主义盛行；嬉皮士、披头士乐队和形形色色的新思维开始为人所熟知；文学上则出现了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和以威廉·博鲁斯为代表的“愤怒的青年”。《在路上》《向上爬》《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等一批迷茫、道德缺失、反对现存秩序的文学作品受到青年读者们的热捧。据都梁回忆，当时他的精神偶像便是小说《在路上》中的主人公狄恩。真让人羡慕啊，一群无法无天的坏蛋开着辆随时会抛锚的破汽车，从美国大陆的东部窜到西部，纵横四千多公里。这些人一边探讨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哲学问题，一边酗酒偷东西、泡妞儿，没钱了就临时打个工，挣了点钱便骂骂咧咧地继续流浪，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太刺激了！都梁说，成年后的他也曾多次驾车横穿北美大陆，但再也体验不到那种“在路上”的感觉了。看来人在青春期的感觉是最纯真的，一旦失去便永远也找不回来。
都梁还指出，1968年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探索的状态，而探索中简单易行且成效最快的当属暴力，暴力自然成为解决问题的优先选择。连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如此行事。那年夏天苏联出动几十万精锐部队，一夜之间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镇压离经叛道的“布拉格之春”。那可是个主权国家啊！勃列日湼夫竟然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占领一个主权国家犹如喝杯白兰地一般轻松。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暴力是苏共领导人的惯用手段。那年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和中国的文革运动在形态上有着异曲同工的相似。法国青年受到毛泽东精神和格瓦拉革命的感召，行为也相当暴力，并且更加激进。1968年5月的巴黎城已近似战场，青少年们筑起街垒，用砖块和棍棒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展开巷战，大学云集的拉丁区成了闹事者的根据地，城市的上空弥漫着催泪瓦斯的辛辣气味……法国工会与左派政治人物也纷纷声援学生，九百万人响应，开展罢工，占领工厂。大知识分子让-保罗·萨特已经63岁，对年轻人的胡闹理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约束力，谁知这位老先生也参与了闹事，他与他的恋人、骇世惊俗的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等人发表了支持学生行动的声明，并前往大学发表反政府演讲。让-保罗·萨特是何等人物？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他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甚至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按现在的话说，他是个牛人。在1968年，连这等牛人都成了体制的反叛者和暴力的支持者。再联系到中国当时那种踢开党委闹革命所导致的社会无序，红卫兵们热衷于暴力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那个人人都疯狂的年代，加害者本身也会成为受害者。疯狂无序的时代，不会有任何赢家。
必须要指出的是，当时高层领导人的暗示和怂恿，还有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和全国大面积开展真枪实弹武斗的大背景，应该为孩子们崇尚暴力负有主要责任。北京大院孩子们的打架斗殴充其量不过是天下大乱的共和国国土上总体暴力氛围下的一朵浪花而已。
无独有偶，台湾著名的两大黑帮组织——竹联帮和四海帮——的崛起也有着类似的社会背景。50年代初，台湾当局为了安排自中国大陆撤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官兵及其眷属，陆续兴建了不少房舍，称为眷村。有趣的是，此类眷村的社会形态与北京的军队大院有着惊人的相似。生活在眷村里的孩子们被虎视眈眈的原住民所包围，他们时时感受到外来的威胁。想想也是，1949至1950年，共有60多万国民党军队从大陆撤至台湾，狭窄的台湾岛突然涌入如此多的军政人员，原住民难免会产生些抵触甚至排外情绪。于是双方摩擦不断。眷村里的孩子们势单力薄，经常受到原住民孩子们的欺负。这时眷村里一些身体健壮、性格强悍的孩子王便应运而生，他们组织起眷村的孩子，结成一个个江湖团伙，与原住民的孩子们展开火拼。眷村孩子的血管里流淌着军人的血液，对使用武器与战术无师自通，原住民的孩子们很快便败下阵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名鼎鼎的竹联帮和四海帮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江湖帮派的早期成员为清一色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子弟。多么惊人的相似，又是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的对抗，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血腥气同样浓重。
回到大陆这一边。其实周长利身边的朋友也不全都是纯粹意义上的平民子弟，比如，焕一、边作君、王冀平等人的父辈都曾是国民党县团级军政人员。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王冀平刚刚出生，他父亲本有机会乘飞机逃往台湾，只因割舍不下儿子，自愿留了下来，等待他的却是1950年大镇反，这位旧政权的县长自然丢了性命。可想而知，这几位旧政权官吏的后裔，是在何等严酷的政治歧视下长大成人的，他们从小就被划入另册，成为政治上的贱民。他们沦落江湖似乎是一种命定。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对比：同样是国民党军政干部子女，台湾的眷村里则走出了大批政治、商业、文化方面的精英，宋楚瑜、章孝严、郭台铭、邓丽君、龙应台、李安、侯孝贤、林青霞、胡慧中、胡茵梦、王祖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海峡两岸都极具知名度的精英们几乎全部出自国民党中下级干部家庭（台湾的国民党高级干部一般都享有独立住宅，很少有栖身眷村的）。可悲的是，出身于同样家庭的焕一、边作君、王冀平等人却远没这般幸运，他们沦落江湖，历尽坎坷。足见天道不测，造化弄人。这不能不说是三年内战带来的民族悲剧。
回忆起往事，苏新民、曹京生等人的抱怨也不是没有道理。按照周长利身边朋友的文章，1968年社会玩主与大院孩子之间的打杀被描写成了平民子弟反抗权贵子弟的斗争。这就有些离谱了。苏新民、曹京生、王小点等人的确出身于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但在1968年这个特定时期，他们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在政治上也同样被划入另册，沦为“黑帮子弟”。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没有丝毫的特权可言，甚至境况还不如普通百姓。而周长利出身于工人家庭，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工人阶级是绝对的领导阶级，在分配工作、参军、入党、提干等“好事”上享有优先权。可以说，周长利短暂的江湖生涯应该是出于他本人的选择，而并非社会的逼迫。红八月受虐的心理阴影和底层市井小民的逆反心态，可能是周长利一伙试图通过暴力运作来使自己迅速崛起的心理因素。周长利的死是一个悲剧，这一悲剧不仅有特定的社会原因，也参杂了一些本可避免的江湖恩怨。
后来的一些回忆作品中人为地拔高周长利，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是不可取的。尤其是用阶级对抗来解释这一事件，把一个以犯罪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不良少年树立成反抗阶级歧视的平民英雄，就有些脱离事实了。
特别是周长利一些朋友的纪实作品，把他写成了一个殉道者，悲天悯人，战无不胜；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周长利等三人在中山公园门口对阵三百多红卫兵，周长利一指说我要那顶帽子，三人直奔那顶帽子杀去，硬是杀出一条血路，己方毫发无损。如此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般的夸张描述，令当年的老兵们啼笑皆非。
“哪有的事情？根本不可能！”苏新民和曹京生异口同声地予以否认。“那时候只要是20个人以上的群架，立刻会传遍全城，没有我们不知道的。”
他们说的没错。那时虽然没有手机和互联网之类现在这样便捷的通讯工具，但是靠着口口相传，信息的传播速度仍然是足够快的。特别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院圈子里，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上午发生，等不到下午就基本上会尽人皆知了。
而小混蛋的上述骄人战绩，无论是苏新民还是曹京生，或者段五一、魏仲瑶和王南生，都全然没有听说过。
然而，不管这些有关小混蛋的种种神话是否属实，不管小混蛋团伙与大院孩子之间的纠纷被后人增加了多少文学上的想象和道德上的渲染，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在与1966年政治氛围大不一样了的1968年，社会玩主与政治上不再得志的干部子弟之间其实已经少了几分成见，多了一些融合。早在小混蛋事件发生之前，包括那个后来被砍了几十刀的小邱子在内的不少玩主，都已然与大院的孩子们称兄道弟了。
与此同时，大院的孩子们也纷纷放下架子，开始接纳这些以前绝对不齿于来往的江湖异类。比如公安部大院的段五一，作为一个有知名度的干部子弟和老红卫兵，他与社会上的玩主就有着颇为密切的来往。段五一从一开始就很反感甚嚣尘上的血统论。他与魏仲瑶一起，以他们得天独厚的红卫兵身份，在学校里保护过他们的不止一位授业老师。而他们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干部子弟中并不是孤例。
“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我都视为父辈，而且会服侍终生。”2015年5月的这天，尊崇传统道德的段五一坐在血色浪漫餐厅里，眺望着远处的湖景如是说。
在大院子弟中，段五一绝对算是个另类。当年他是公安部大院的领军人物，在老兵中也是赫赫有名的一路“诸侯”。经历过北京1968年乱世的人都知道，在北京诸多的大院中，公安部大院的孩子最不好惹。他们人数众多，骁勇异常，堪称一群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的混世魔王。按理说这群混世魔王的下场不会太好，照这么折腾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捅出大娄子，进监狱蹲上若干年是大概率结果。谁能想到这伙不良少年成年后竟都改邪归正，出了四个副部级干部、七八个正局级干部，还有若干大律师、大法官和知名学者。古人云近朱者赤，足见社会风气对人的影响不可小觑。
段五一与周长利算得上是过得着的朋友。说起来两人本不认识，也是不打不成交。一次在二龙路打群架，卫戍区值勤人员前来干涉，大家一哄而散。段五一和周长利两人阴错阳差跑进了同一条胡同。段五一拔出刀子说：“就剩咱俩了，你说怎么着吧。”要和周长利单个较量。周长利吃了一惊，说：“没想到老兵里还有这么勇的。”于是主动示好。两人惺惺相惜，遂成为朋友。不止是周长利，周长利身边的焕一、边作君、宝蛋、小二等人也都是段五一的朋友。
除了周长利一伙，段五一还与北京各城区玩主中的大哥大们保持着极好的关系，比如新街口的书安、书贵、英振、马宝力；南城的白梨、蔡木、大海；东城的刘胜、小平、猎狗、司令；北京站的黑子、赵雷、亚林等各路江湖大个儿。
尽管1968年老兵与玩主开始逐渐融合，但毕竟远未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以老兵的身份，与如此众多道上的大脑袋来往并保持良好关系者，除段五一、魏仲瑶等少数几个人外，应该还是不多见的。
至于对周长利为人的评价，段五一是这样说的：“此人很讲义气，并不是真混蛋，他死得很可惜。”
周长利事件发生时，段五一恰好不在北京，周长利之死曾使他扼腕长叹，黯然神伤。
“那年周长利18岁，他体格健壮，短跑的速度也不慢，我想他还是在关键时刻丧失了勇气，不然凭着手中的一柄短刀，他完全可以冲出去。可他不光是讨了饶，还交出了手中的武器，最后落个这样的下场。”段五一叹息道。
事情过去了47年，座谈会即将结束时，段五一问苏新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如果当时我在北京，以你我的关系，我劝你别去打小混蛋，你会听我的吗？”
一向认亲不认理的苏新民想了想，轻声回答：“如果当时是你劝我，我会给你面子，选择退出。”
可以想象，即使没有了苏新民的支持，咽不下那口气的王小点肯定还是会去寻仇的，但是那天袭击周长利的行动就有可能大打折扣，甚至推迟。事情的结局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历史没有假设。发生的就是发生了。
1968年的周长利之死作为文革中一次有影响的事件而被载入史册，它留给人们的思考从未停止。也许，后世的学者会用它作案例，以全新的视角，更深刻地解读文革中的北京江湖和大院文化，乃至红卫兵运动。
值得庆幸的是，凭个人好恶来判断是非曲直和动辄使用暴力快意恩仇的时代已经过去。历史发展到今天，依法治国才是全民共识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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