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季少女的隐私权高于他人？

• 微博

• 邮箱
• 支付

• rss

花季少女的隐私权高于他人？

在隐私权和性权利侵犯的问题上过于强调女性的身份属性和纯洁性并不妥当。

纪格非：《品格证据在性骚扰民事案件中的运用 ——美国的立法、判例及启示》，中国民商法律网，2013

另一面："强奸危害性"：陪酒女并不低人一等

巴山兵：《精神损失费是"松紧带"——由"屈臣氏搜身案"引出的话题》，工人日报

导语：近日，广东省高院以案说法转载周某因同事在其宿舍内安装摄像头偷窥起诉一案，最后，法院以"花季少女"必然会产生隐私侵犯为由，判周某获赔精神损害抚慰金2.5万。事实上， 同样的搜身行为对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乃至不同性别的人，并不会造成不同的伤害，在隐私权和性权利侵犯的问题上过于强调女性的身份属性和纯洁性并不妥当，法律保护妇女的权益，不因身份而有差别。

中国第一起明确的精神赔偿案，是1998年上海女大学生被屈臣氏超市脱衣搜身案，上海女大学生钱缘在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四川北路店因被怀疑偷盗，被强行带至商场办公室，脱裤接受检查。自觉受辱的钱小姐将其告上法庭，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理由之一就是受害者是女大学生，处于"敏感年龄"所以要赔得多。屈臣氏四川北路店被判侵权成立，赔偿25万元的精神损失等费用，创下了国内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最高纪录。

根据《信息时报》的报道《洗手间插线板内暗藏摄像头》一文中，法院做出判决的理由是，周小姐作为"花季少女"，长时间被人偷窥洗澡和如厕，必定会产生隐私被侵犯的痛苦。且该洗澡和如厕的视频、图像仍存在被复制和传播的可能，必定会给周小姐带来精神压力。李某的侵权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这个理由看似正当，但其背后隐藏的意思是，因为当事人正处于"花季"，相比于更年长的妇女，偷窥会给其带来更大的影响，更会造成"法律保护妇女权益因身份、年龄而有差别"的错误引导。

随着"李天一"案的深入，在受害人被爆出"陪酒女"的身份后，清华大学教授易延友发布微博，宣称"即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虽然可能存在的引诱等行为确实会造成犯罪的主观恶意不同。在量刑上，被害人的职业身份和"贞操观念"也不应成为考量的因素。"强奸陪酒女危害小"是建立在"陪酒女天性浪荡"，而"良家妇女品行端淑"的价值预判之上。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天下之大，把此话倒过来说，也未必不能成立。在案件不明了前，草率地以受害人的职业或身份来区分强奸行为的危害性，十分不负责任。

在"李天一案"中，就有媒体爆出，受害人是"陪酒女"的身份，更引述李家律师的说法称，"强奸陪酒女无罪"的观点。不专业的媒体在通过身份划分，给受害人安上一个"陪酒女"的属性，更加强化了民众本有的"贞操观念"，在案情细节不明了之前，此种报道方式无疑向民众传递"受害人是陪酒女，活该被强奸"的信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

正如上文所说，上海女大学生在上海屈臣氏购物时,被商场保安无端强迫脱衣搜身，其后，一审法院判令商场支付精神赔偿费人民币25万元，到二审法院后被改判为人民币1万元。而南京一名70多岁的老太太在某超市遭受搜身，最终脱得只剩内衣，但这一事件以超市道歉和象征性赔偿而告终，法院判决的赔偿额有着巨大的差距。

目前，精神抚慰金的赔偿额度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当前社会普遍生活标准、侵害人过错程度及其偿付能力、受害人的损失状况等。因此，对精神损失数额的认定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赔偿，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正因为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所以部分法官的量裁理由往往以受害人的年龄和身份属性来决定。

就中国而言，先秦时期的贞操观念比较温厚，贞操观念真正深入人心，是在宋代以后。到元、明两代，贞节观念则被推到了极致。在旧社会里，女性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依附于男人而存在，"而失去了贞操就失去了竞争力。"有强烈"处女情结"的男人也不少，因曾发生婚前性行为而在婚后遭遇丈夫冷暴力的案例更是层出不穷。"贞操观念"，既有利益因素，又是男权社会思想的遗毒。

也正是受传统的根深蒂固的"贞操观念"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在隐私权和性权利侵犯的问题上，强调女性身份属性和纯洁性并没有不妥之处。正如去年6月20日，上海地铁2号线的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张衣着暴露的女乘客的照片，并注释说："乘坐地铁，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地铁色狼太多，打不胜打！所以，女孩们请自重！"认为"衣着暴露就是欢迎性骚扰"，更认为"衣着暴露者被骚扰是活该"。

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很多州开始对其规定强奸罪的法律进行改革，改革后的制定法还引入了"强奸盾牌法"，限制被害人以前的性历史方面的证据的可采性。《联邦证据规则》第412条中规定：在一切涉及不正当性行为的民事或刑事案件中，任何证明被害人其他性行为或性倾向的证据，一例不予采纳。此条款使被害人在强奸案件中不会受到过多对于其道德、操守和之前行为的无谓拷问，不会再出现因为无地自容而在审判中精神崩溃以致怀疑、憎恨司法的情况。

此外，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当被害人以往的性生活史直接涉及到指控且根据特定案件的所有情况认为使用该证据是正当的，才允许就有关被害人以往的性生活史提问；询问证人或被害人尽可能在被告人不在场时进行，以保护性犯罪被害人；涉及被害人隐私的案件，应该在审判的公开性上加以限制，从而改善强奸罪被害人在法庭辩论过程中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