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做“三农”调研
文革前夕，尽管那时生活清苦，物质匮乏，但大家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我们那代人从小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每学期还要到农村参加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如麦收时节，去帮助农民割麦子。在大太阳底下长时间的弯腰挥镰我不在乎，只是怕尖利的麦芒从袖管和裤管刺到皮肤上，又红又痒，晚上睡觉时一挠，会肿起一大片。
记得同年级有个华侨同学，说什么也上不了苍蝇乱飞的露天蹲坑厕所，要忍着好几天不解大手，然后回城去解决一次再赶回来，同学中许多人对他很是看不起。但大多数同学们集体生活在一起，又说又笑，这些苦都不放在心上。我们当时心里装的嘴里说的全是天下大事。
“倾心毛泽东，矢志工农间”。当时我们的关注所及，谈话内容，近在一知半解的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远则到了在南美丛林中打游击的切.格瓦拉，也就是当年的世界革命。
到了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出现后，已不再言必称毛泽东了。我们阅读的书籍已转为苏联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扎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南斯拉夫铁托的战友德热纳斯的《新阶级》，还有日本记者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等。由于在朋友圈中传阅这些书籍，我还被一机床的军代表找去谈过话。
说到读书，我曾亲身经历过两次黑色幽默。一次是在去云南的火车上，我正在读一本德国作家席勒的《强盗》，不想被走过来的列车员看到，声称要没收。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在一旁的同学灵机一动，指着封面上席勒的侧面浮雕头像说，这是列宁的书，列车员看了看这个陌生的外国老头，我才得以化险为夷。
到了云南后，整天没事干，就去当地图书馆借书看，可图书馆已经关闭，书被绑成一捆一捆的全都堆到了仓库里。于是，我们软磨硬泡，还送出了几枚毛泽东像章，仓库管理员终于被打动了，但他一本正经地说，他只能借给我们内容是1921年以前的历史书籍，理由是，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些书里保证不会有反党的内容。
在文革初期的混乱稍许平静，上山下乡风潮还未开始之前，有过一段百无聊赖，心灵迷茫的郁闷时光，生活的出路，思想的出路，未来的出路，大家都在寻找出路。
一次，大家在聊到五十年代毛泽东曾认为，只给农民“确保私有”是小恩小惠，应组织农民搞合作化，快步进入社会主义。他还引用了孔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的古语，只是把“好行小慧”改成了“好行小惠”。
这是因为河北遵化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它由23户贫农组成，是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合作社，被称为“穷棒子的合作社”，毛泽东对其大加赞扬，认为它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形象，它说明“鸡毛可以上天”。
于是，有人提议应该去那里做社会调查，了解毛泽东为什么称它是“五亿农民的方向”。很快的，一支10多人的队伍就组织起来，兜里装上笔和纸，没有路费，傅亮就带头拦截运货汽车，最后还扒上了运煤的露天火车。
火车隆隆疾驶，我们在车上四处张望，秋风萧瑟，山河壮美，家事国事，涌上心头。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歌声在途经的长城上空飘荡，我至今还记得当时那颇带悲凉的场景。
调研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农民根本不知我们是来自何方神圣，他们的生活更与我们的举动有啥干系，但当时那张大家背衬长城的留影，我保留至今。那上面有我和傅亮、姚雪、张楠楠、王健、王灿、王敏、王明、郑易生、郑小五、郑红、张小彭、张小朋、刘建、刘成、陈重、郝洁、孙夏夏，还有一些人已叫不出名字来了。
和张楠楠（前排右二）、姚雪（前排右四）、傅亮（前排左四）、王健（后排右三）等去农村调研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