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红五类和黑五类（中）文/赵兹

14、红五类和黑五类（中）

   当时全国许多大学都发生了武斗，后随着军宣队和工宣队的进入而结束。记得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后，有一次我们恰好在那里，只见几个工人蹲在毛泽东巨型塑像大理石底座背后的落款处，正在将原来由造反派学生“敬立”的字样用铁凿敲掉，改刻上新的名称。我们随着人群也围拢了过去，只见人群中一个看似是清华的学生转身而去，并且留下了一句话：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

   2009年6月27日，我去清华大学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走在高大的主楼前，不禁想起40多年前也曾在这个地方，当时大楼的外墙还未经装饰，灼热的阳光照耀在裸露着灰色水泥的墙面上。就在这光天化日下的楼前广场，口号声如波浪般此起彼伏，数千人群情激愤地在这里批斗王光美，我当时恰在现场，亲眼目睹了就在这高高的台阶上，这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夫人的脖子上，挂着一大串用乒乓球做成的项链。

   而此刻，眼前是一群群新一代年轻学子来往的身影，他们可否知道当年在这里发生的那些事情？历史，不堪回首，但不应忘记，更不能随意涂抹。

   记得当时在校期间，我正在编印小报，一天，高二同学遇罗文拿来一叠铅印小报给我看，问我是否可以帮助他卖报。报名叫《中学文革报》，头版长文的通栏标题叫“出身论”，作者署名好像是“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其实真正的作者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

记得文中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大意是，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得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但没过多久，就听说遇罗克在东四的家中被抓了起来，再后来，竟然在万人注目的工人体育场里，被判处为死刑。我没有帮助卖报，但听说这张小报当时在北京一时洛阳纸贵，还被加印了许多。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纯真的青春，被烙上赎罪的红字，却也因此使得保留至今的“革命”友情愈显珍贵。我的同班同学张大平、齐孝源、张荫堂、谢文纬、易鸣等去了农村，却丝毫不影响与我们这些留在城市同学的友情延续至今，我们现在还经常一起聚会，缅怀既往，追忆青春。

   文革后，张大平在首届高考中上了北京大学，我们在高考前常约在一起复习功课。毕业后，他分配到中纪委工作，后在国务院研究室做社会司司长；齐孝源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当办公室主任；张荫堂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一家图书馆，撰写了多部著作；易鸣考取了北京医学院，后到复兴医院任主任医师，非典期间勇敢地冲在第一线；谢文纬从中医学院毕业，后到美国行医，现已成为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且有多本专著面世。

   当时留在城市里当工人的同学中有周秉智、肖建文、高哲等。其中周秉智是65中仅有的两名学生党员之一，在当时是许多同学仰慕的对象。我曾像跟着大哥哥一样跟着他，他给我理发，给我照相，我们还一起编辑油印小报。他后来从青海重型机床厂调到了机械工业部工作，现在是北京智能电气公司的董事长。肖建文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当监视员，高哲则一直留在一机床厂做人事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