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身后事的高瞻远瞩 文/曲炜

我对身后事的高瞻远瞩

文：曲老师

我在很早就有一种身后事必须提前思考运作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时我在某城市，在那个破四旧立四新的年代，公墓里的逝者也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天，全市的红小兵、红卫兵涌向郊区的公墓，砸掉墓碑，刨开棺木，誓将坟墓变良田。

故人何等不幸，在地底下也睡不安宁。我曾亲眼见到，一具尸体被连人带衣服地从棺木中揪出来，放到木架上被抬走。尸体的手随着抬木架的红卫兵的脚步，高高低低地颤抖着。据说，这是一块“养尸地”，墓地里的亡者是清代的，虽历经百年却尸体不烂；而且，在棺材旁还长着一种叫做“龙骨”的东西，据说可以治疗顽症。

这幕情景深深地印刻在我童年的脑海中——亡故原来不过如此；或许还有一种潜意识——宁可被烧掉，也不愿意埋在地里。

某人曾经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不想当总理的干部不是好干部；结果他在离将军还有几步之时，在离总理还有几大步的时候，命运被操弄发生了变化；几乎“被死亡”，幸好，他还活着。

他的苦难更使我去想身后事应当是怎样的。

美学理论云，苦难是悲剧性的崇高。所以，我变得高瞻远瞩起来，对身后事理解得更加透彻和深远。

我已经没有当将军的豪情壮志了，更没有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被别人遗体告别的高瞻远瞩。我想，“生是炎热的白天，死是清凉的黑夜”，逝者还是清凉、安静点为好。

我设想过自己的“身后”——不论因为什么走了（最起码是老故的，也不排除其它情况下的亡故），总会有人处理一下遗体。我停止呼吸，脑电波消除，走到生命的尽头；我静静地躺在那里，结果应当是这样的：

首先，医生根据我的遗嘱，将我身上有用的部分取走，用于器官移植，医学实验。比如眼角膜、内脏、皮肤等等，甚至包括骨架子，只要有用的请尽快移走。

其次，剩下的东西或许就不完整了，可以将它们送去火化，变成没有危害的骨灰（如果有更好的处理方法当然也可以），或埋在树下营养树木，或抛进山谷、江河与自然融为一体；我的哥们有一个好创意：将骨灰装入密闭的容器，其中同时放置自己的一部手稿或是其他谜语之类的东西，留给后人去发掘、去猜想，比起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悲壮，这个方法却很幽默，值得赞赏。

无论是哪种方法成就身后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动静越小越好。

我还以为，身后事既是说给自己听的，更是说给后人听的。因为，其实“身后”以后，剩下的就由别人来管了啦！别人会因为我说了这个身后事，对我的高瞻远瞩产生敬佩和联想，因而对自己的身后事还会有更好的高瞻远瞩，让他（她）的身后的人做出更为杰出的动作来。我敬候佳音。

彻底的唯物主义往往也是彻底的唯心主义。有常和无常，存在于虚无，其实是辩证的统一。

不管怎样，生者要珍重生活，要经常扪心自问，我是谁，做了啥，要善因长种。这样，身后才有清莲朵朵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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