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权力助长欲望的膨胀

从日记的叙述来看，常艳这位女博士并不仅仅是情感上的癫狂与迷恋，还有关系开展之前细密的盘算和对权力寻租理所当然的态度。而当猥亵、性侵幼女这种变态的犯罪行为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权贵人物身上时，就不得不思考背后的原因：正是失控的权力的无所不能，纵容了私欲的极度膨胀，在这样的权力失控和放纵下，引发了在追求奢靡享乐下对幼女的觊觎。[详细]

丛林法则让学生在利益面前“不能输”

大学寝室关系现在沦落到“感谢不杀之恩”的地步了，一些脆弱者的“伤不起”，看似是一种个性化悲剧因素使然，但背后却有着深层的社会“根基”。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往往被家长和老师告知永不妥协，不能输。独生子女的身份和多元化的价值观更加深了这一点，加上大学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奖学金、保研、入党名额等等利益争夺，以及缺乏沟通技巧和包容心，让大学同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危险”。[详细]

正副职互殴实为“权力打架”

诸如“正副局长互殴”的事件，并不是正职或副职坚持原则，敢于向不正之风说“不”，而是利益的博弈、权力的抗衡，当权威受到挑战，权力垄断的格局被打破时发生的“权力打架”。　　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场生态中，基本上“一把手”决定和说了算。下属敢于和“一把手”翻脸，也从另一个角度曝露出当前权力位阶的尴尬。[详细]

正常生理需求无法满足 “露水夫妻”有难言之隐

“房子一间挨着一间，一开门，就见着对方。一过走廊，身子还会擦肩而过。大家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于一些独处的民工，确实容易擦出火花。”这是一位农民工对“临时夫妻”成因的分析。已婚农民工长期的分居生活，家庭观念难免变得模糊，当家庭责任和道德伦理被原始的欲望和本能的需要所超越，那么“临时夫妻”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详细]

转型期的社会，生存焦虑催化人性之“恶”

所谓社会转型期，意味着什么都是不确定的，什么都可能发生变化。生存焦虑也由此必然产生。常艳所求是为调入北京工作，农民工所渴望的是在辛苦漂泊途中感受家的温暖，而对于今年毕业的699万大学生来说，最难就业年已经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要实现这些生存目标，通过正常的程序往往很难得到想要的结果，只能或争或抢，或走捷径。而在此过程中，不良情绪不断累积，人性中的“恶”被引爆，正常的人际关系变成“危险关系”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详细]

一个公平公正环境可以给“危险关系”降温

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难以对生活和未来作出一个稳定预期。在这背景下，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可能会担心财富权力突然化为乌有，处于底层的人却又可能看不到上升的空间。这种社会焦虑的最大根源就在于，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导致了社会公正的匮乏。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如果说这一切都过于宏大遥远，那么不妨我们从一些可行性高的细节做起，比如给农民工多安排些“夫妻房”，比如给大学生们一次不靠拼爹的竞争机会。[详细]

怪大叔和官场互殴要靠法律和制度约束

而要管住猥亵幼女的怪大叔的手，光靠媒体呼吁和教育儿童恐怕效果有限，及时完善法律，对一些重犯处于长年限的监禁等严峻的处罚必不可少。而对于“官场互殴”，面对这种高度集中、不容异己的“一把手”权力，副手出于或愤懑或觊觎的心理而激烈反抗，恐怕也是在所难免。不去做制度上的改革，将权力置于严格的法治秩序下运行，又确保它的公开透明，此类事件的轮番上演，必然还会出现。[详细]